原標題：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是它了？不走尋常路的納粹驚悚電影，展現極致“平庸之惡幸福觸手可及電視劇全集免費觀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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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不覺中，距離3月10日奧斯卡頒獎典禮已近，沒出資源的熱門提名電影已寥寥無幾。而最佳國際影片獎（前最佳外語片）的最大熱門，去年戛納評審團大獎影片，由喬納森·格雷澤執導，克里斯蒂安·富里道爾、桑德拉·惠勒主演的《利益區域》，已于2月20日（本周二）上線北美流媒體。

影片改編自怪才作家馬丁·艾米斯于2014年出版的同名小說，以真實人物為原型，截取了1943年的一個時空片段：大屠殺實施者、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魯道夫·霍斯（克里斯蒂安·富里道爾 飾）與妻子海德薇（桑德拉·惠勒 飾）、兩兒三女住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旁一棟優雅寬敞、花園精致、被美麗自然風光環繞的田園別墅中。

電影所描繪的就是霍斯家在集中營不遠處，優渥閑適、瑣碎平靜的日常生活。

焦點倒轉，創造性顛覆大屠殺電影定式

從二戰結束至今，納粹大屠殺題材電影的數量之多，儼然已足夠構成一種類型。這些電影或紀實或虛構，陳述角度不一，但總的來看，像《辛德勒的名單》《波斯語課》這樣還原或搬演集中營內可見可感的血腥罪惡、直接壓迫觀眾道德神經、頌揚黑暗中一絲人性光輝的情節模式，固定了多數觀眾對大屠殺電影的刻板認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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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路線的成功是理所當然的，它既和類型片的三幕或四幕劇創作規律兼容性良好，同時也符合觀眾的接受直覺。

正如法籍立陶宛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指出的，“他者”脆弱的面孔就最直接地給人施加了“不可殺人”的道德律令。

直接面對受害者面孔的時候，再兇惡的人，也必然越過巨大的心理鴻溝。這就是為什么即使殘暴如納粹，也必須使用毒氣來隔離殺人者和被害者，保證殺人者的精神穩定。

同理，對于觀眾來說，也沒有任何圖像和聲音，能像屠殺的直接呈現、被害者面容和身體呈現的脆弱恐懼一樣觸目驚心。以《辛德勒的名單》中那場著名的集體“淋浴”為例，電影里哭喊的悲慟使得觀眾產生巨大的心靈驚愕，從而生發出對災難的恐懼、敬畏感。

不過一方面，此類直接呈現苦難的創作路線已有不少名作珠玉在前，持續產生影響，并為大屠殺電影寫定了類型公式，發展空間有限；另一方面，包括《辛德勒的名單》在內，此類電影其實一直承受了某些“過分煽情戲劇化”、“剝削苦難”的倫理批評——集中營里悲劇的分量太重，重到連片場里的模擬、再表演，都不免有種矯揉的“做戲”感，顯得輕佻、廉價。

在更嚴苛的倫理呈現要求下，在先鋒派藝術家的探索路上，大屠殺電影需要進入新的紀元，創造更具深度的文化記憶，同時展現當代電影的前沿成就。

而由英國前衛大導喬納森·格雷澤十年磨一劍完成的《利益區域》，就是這種野心驅動下產出的又一部重量級新作。

格雷澤在《利益區域》前只執導了三部電影長片：2000年的黑色犯罪喜劇《性感野獸》，2004年的靈異愛情電影《重生》，和2013年的科幻恐怖片《皮囊之下》。格雷澤電影的市場表現向來一般，觀眾評分也不出彩，但卻被評論界和學術界公認為英國電影藝術的領軍人物之一。

無論是作為創作周期長、以實驗手法聞名的名導，還是作為有猶太血統、想要嚴肅探索民族歷史傷痛的后裔，格雷澤一旦涉足該題材，就必然承載沉重的包袱，不會滿足于拍攝又一部老套、同質的情節主導電影，而是決意用石破天驚的實驗手法革新大屠殺電影的呈現倫理。

很顯然，《利益區域》最為人所稱道的基本思路，同時也很有可能就是催生整部電影靈感火花的那個革新概念，就是刻意回避對集中營內苦難的直接表現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拍攝劊子手的日常家庭生活——歲月靜好是前景，苦難成了若隱若現的背景。

這是一種反直覺的模式，按一般的思維慣性來看，是“焦點”對錯了。然而正由于屠殺即使被刻意隱藏，卻不可能不是所有觀眾都心領神會、無法從腦中抹去的潛背景。

臺前的家庭生活越波瀾不驚、悠閑恬嬉，那個面積巨大的黑色背影反而更有存在感，在觀眾心上投射著巨大的恐懼、壓抑不安、荒誕，從而令觀眾更加為這種反差下的極惡所震動。

在對《利益區域》的許多評論中，再次出現了哲學家漢娜·阿倫特廣為人知的“平庸之惡”概念——納粹屠夫們在生活中似乎并非魔鬼般的極惡之徒，往往還是好父親、好丈夫、好同事、好下屬，但他們缺乏思想、唯唯諾諾，失去個人價值判斷，在麻木不仁的遲鈍感中成為屠殺執行者。

霍斯一家所生活的的花園別墅和奧斯維辛集中營間的物理距離恰當，既近，又剛剛好遠在一眼看不見墻、“眼不見為凈”的視線距離之外。別墅被妻子海德薇比作“我們的生存空間”（Lebensraum）——這是納粹合理化侵略的術語：“擴張領土以奪取德國的生存空間”。

奧斯維辛由此被分為“生存空間”和“罪惡空間”。生存空間內，霍斯作為好父親、全家作為“正常人”的人性，和實施、默許屠殺的平庸之惡毫不費力地被隔離開。只有遠景處的煙囪能在視野里被看見，偶爾會有血跡和人骨從溪流上游的罪惡空間沖過來被發現，污染日耳曼家庭的生存空間。

霍斯一家的夢想就在于這塊滿足了一切小市民理想的生存空間。出身寒微的海德薇母親見女兒住的房子如此之好，感嘆她混出了頭，全家人都將別墅視為不可放棄的物質利益，這反映的是邪惡意識形態籠罩之下，德意志市民品格根本性的虛無、墮落。

所以，如果說前年曾引發廣泛熱議的德國電視電影《萬湖會議》只拍一群衣冠楚楚的納粹開會決定事實滅絕猶太人的“最終解決方案”，已經足夠諷刺、令人警醒，那《利益區域》對“平庸之惡”的表現，就更加極致，幾乎到達了邏輯上的極點——那種隱藏在家庭生活正常面孔之下，漠然的非人性。

“超寫實”視聽，帶來身臨其境的震撼效果

當然，光有概念和指導思路，成就不了《利益區域》。作為精研場面調度的形式大師，格雷澤的手法又將這場極限的倒轉敘事實驗推到了極點。

作為格雷澤首度涉足非幻想題材（《性感野獸》雖無超自然元素但卻是高度扭曲現實的后現代犯罪片），加之題材分量千鈞，《利益區域》自然要脫離格雷澤過往的超現實基調，靠向寫實。

但格雷澤卻又繼承、某些方面放大了過往電影中的視聽策略，創造了一種強形式感、寫實程度到達超現實級別的現實，或者說是“超寫實”。

首先，《利益區域》完全是一部“4D級聽覺電影”。

受自然主義美學浪潮和當代聲景理論的影響，世界藝術電影普遍追求極端逼真的聲音環境，而《利益區域》在營造立體豐富、真假莫測、令人身臨其境的環境音效方面，堪稱做到了標桿級水準。不少觀眾在銀幕前的聽覺經驗是“過于寫實”。而與此同時，強調怪怖、壓抑氛圍，又極具現代感的合成器音效和配樂同樣精到準確。

然后，分毫畢現、極端準確的數字攝影同樣制造了一種“復制空間”般的“超真實”。

作為《修女艾達》和《冷戰》兩部全固定鏡頭電影的攝影指導，波蘭學院派名匠盧卡斯·扎爾為《利益區域》打造的視覺秩序極端規整，接近于一種類似人工智能生成的窒息感。影片少有的幾個運動鏡頭均為單調平移，其運動的穩定程度過于“非人”，和整齊劃一的納粹美學高度同頻。

最后，是影片整體對瑣碎、平淡素材的組織，大部分遵循再現真實時空原則的自然主義拍法。這和歐洲藝術電影的偉大傳統相關，也無疑受到東歐、第三世界的“慢電影”浪潮影響——而這種特征在英美電影中，過往并不多見。

以上三點結合在一起，和2019年的匈牙利大屠殺題材電影《索爾之子》相似，《利益區域》每個鏡頭內和整體剪輯的控制感都被拉到滿格，形成了一種具有整體風格、令觀眾高度體感身臨其境的“超寫實”電影，也因極端真實，所以極端殘酷、震撼。

但前者是手持運動長焦鏡頭為主，是一種更貼近第一人稱的“有限視野”的真實；

后者主要是固定廣角鏡頭，單個鏡頭內看見從前到后整個環境，有一種“空間標本”式的真實感，像是導演對空間的解剖或審判。兩部電影分別代表了大屠殺電影，乃至歷史再現電影在視聽語言探索的前沿成就，策略相反，但又殊途同歸。

雖然《利益區域》的“超寫實”思路不算開天辟地，但能做到如此出色的執行效果，確實是只有全面、精準地綜合當今數碼時代的電影技術才可能實現。

總結

最后，超寫實的電影語言制造了一種鋒利的銳度，使觀眾感到電影場景除一絲不茍的秩序美之外，更多的是一份怪異和不可名狀。就像霍斯一家表面一塵不染的生活一樣，其實本身就是一種“腳底沾滿血”的罪惡。

又比如格雷澤在片中，偶爾插入的兩段完全超寫實拍法的熱成像段落，以及某些尖利到有未來感的合成器音效——導演其實沒有離開《皮囊之下》恐怖片的本行，只不過這次他瞄準的“恐懼對象”，是扭曲、分裂、令人惡心的歷史現場，和仍縈繞在世界之中，納粹邪惡遺產的幽靈感、“鬼氣”。

說實話，以往格雷澤的電影雖然新奇立體、又充滿博物館裝置藝術的先鋒感，或多或少有些概念先行、過于形式化、信息容量有限的弊病。這次，因為題材的嚴肅性、格雷澤個人的情感投入和形式內容的平衡對稱，《利益區域》有資格被稱為是格雷澤的代表作，也將是納粹大屠殺題材電影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在剛結束不久的英國電影學院獎頒獎典禮上，《利益區域》已獲得最佳英國電影、最佳非英語片和最佳音效獎。

看風向，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的《利益區域》，現在也是最佳國際影片和最佳音效兩獎的超大熱門，讓我們拭目以待吧。

（文/阿拉紐特）